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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怎么会被员工打死?
2021-02-23 14:00:23

  2009年7月24日,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被愤怒的群众殴打致死,消息震惊了国人。

  无独有偶,此前的2008年12月27日,通钢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27岁的年轻员工用铁锤当场砸死。

  而这两起极端悲惨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一个业绩突飞猛进的企业,可谁料想,半年之内,两名管理者却成为了这份业绩的祭品!

  有报道说,改制后的三年中,通钢的规模和实力出现了跨跃式发展,2008年,在总结通钢50年成绩时,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说,改制后通钢的年生产能力由2005年的300万吨达到700万吨,这三年的增长速度是前三年(2003—2005年)的4倍。他当时预计2008年底通钢的利润将达到30亿元,比上年底的12.7亿元增长1倍多。

  这就是最近爆发的吉林通钢的极端群体事件背后对比强烈而又令人深思的内容。

  在众多因素中,笔者看来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失败的沟通管理难辞其咎。其实早在建龙集团入主通钢时在管理者和管理方式两大因素上已埋下祸根。面对民企、国企之间,劳资之间在理念、认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企业忽视了沟通管理,冲突乃至极端事件的发生在所难免。

  一个是以陈国君为代表的管理者。群众如此评价道,“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陈国君很能干”。但“陈国君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按企业干部的四化标准,他是不合格的,与通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许多人才比有很大差距”。

  一个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管理方式。“这个人(陈国君)不好,他训斥职工就像训斥儿女一样,工人们都没有起码的尊严。”“他们的管理就是‘整人’,公开说法叫‘减员增效’。民愤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工人不是机器,是有灵魂的人。这一点被这些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忽略了。”

  而更发人深省的是在一些看似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由于疏于沟通而导致了祸患。在宣布建龙二次入股,即建龙控股通钢的事件中曾经出现了非常重要但被忽视的情节。座谈会上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千说了自己的看法:“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而回答说:“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就建龙二次入股事宜,只是在7月22日召开了通钢的经理级会议,23日上午召开处级干部大会和一个内退人员座谈会,当天下午则是一个老干部座谈会。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事后他们才知道,就在三楼开座谈会的同时,五楼会议室正在召开一个宣布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而惨剧则发生在了24日。

  那么笔者大胆猜想,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好事上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极端行为呢?

  认知统一是前提

  由欧洲委员会发起和资助完成的调查报告《社会责任:企业是否理解和回应社会需求》指出,只有六分之一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其公司是有责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环球企业公民,而三分之一的利益相关者则认为企业理应这样做。显然这其中存在一定的差距。

  由此调查报告得出结论,缺乏“认知统一”表明即使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用的是同样的“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术语,但两者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可见,认知不统一是一种被我们忽略了的,但会引发沟通障碍,乃至影响最终结果的常态问题。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观点差距,对于衡量企业的整体社会表现则具有直接影响;如果差距越来越小,就说明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越来越强。当然,对企业的离心力也会越来越小。而员工则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处于强势的企业往往喜欢“一如既往”地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时替员工做主,而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那么对于员工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企业的首要责任是为员工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员工为企业工作是为了获得报酬维持

  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企业不应以为员工提供工作为由而忽视员工的生命和健康。

  李志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 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公共关系研究和教学,重点从事危机公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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